中国农村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工分制研究
标题: 中国农村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工分制研究
其他标题: The Research on Work Point System in Cooperative and Collective Economy of Rural China
作者: 赵俊红
关键词: 工分制;合作经济;集体经济;演变
发表日期: 2017-06-20
出版社(学位授予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摘要: 工分制产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前,并依托于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经济形式。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为了解决穷苦群众劳动力和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不足的问题,提倡并广泛地推行劳动生产互助合作的组织方法。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从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合作化到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集体化两个主要阶段。工分制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质变,且在农业的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的生产组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除了计量社员的劳动和作为社员收入分配的基本依据之外,还承载了一定的社会功能。本文通过对工分制源起、发展、演变以及消亡过程的梳理,对工分制这一特殊的劳动管理制度进行了剖析,沿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主线,从而证明工分制的合理性与落后性并存。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追溯工分制的源头,对集体化以前的工分制的产生背景和原因进行分析。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小农生产为基础,以家庭作为劳动和收入的基本单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开展土地革命后,由于小农自身存在劳动力和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的短缺,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提倡和鼓励通过劳动互助合作的形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这种组织起来的劳动互助,很大程度上补给了战事物资紧缺和群众生活所需。新中国成立后,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尤其是在农村,可耕地面积不足,生产率低下,资源分散而匮乏,农业承担着巨大的生产任务。在一切不利于农业快速发展的条件下,沿袭战时的农业生产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耕地、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源。 在研究新中国的互助组和初级社时期,结合战时经验和农村实际情况,得出工分制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和完善。从最初的以劳动量为计工标准,到根据劳动水平与技术细化的计工方式,工分制的形式和内容逐渐规范。在进行这一时期的工分制梳理和分析中,考虑到了妇女劳动力的特殊性,以及有关耕牛农具工分化的问题。农业合作化经济中的工分制,是整个工分制发展过程中最为“纯粹”的工分形式,较少地受到政治等其他因素等影响,其主要目的是合作互助,有效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这一时期产生了包工制,通过工分的折算,较为科学地将生产任务分配给社员,降低管理成本,成为集体经济中各种包工形式的雏形。 第二,重点分析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始后的工分制。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两次高潮,推动农业初级社向高级社的过渡。以1956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为代表,农业合作化正式转变为农业集体化。在集体化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时期,由于对集体化意识形态的坚守,工分制在质变的基础上,在形式上发生了许多变化。至此,农村的互助合作性质发生质的变化,工分制不再是独立农户之间相互调配资源的“准货币”,而是在集体经济中对几乎全部的农业劳动进行组织和管理,并起到了一定的社会管理的功能。工分制除了记录和衡量社员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外,也是社员收入分配的主要依据。一般而言,工分的具体计算有以下方法:按时记工、按件记工、“死分活评”和“死分死记”等。社员所得的劳动报酬,取决于社员参加集体生产所得的劳动工分和工分值的高低。 本文通过对集体化以后工分制的剖析,根据时间的先后顺序、政治背景的影响以及工分制功能的转变将这一阶段的工分制演变情况划分为五个阶段:高级社工分制性质的蜕变;暂隐于“世”之工分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对工分制的重拾;僵化的“大寨工分”;工分制的消失。通过各个阶段工分制的分析,证明工分制的演变过程中,始终存在质疑和反复,虽然其运行原理和方法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但是在集体管理的激励和监管方面成本太高,成效有限,不利于生产力的提高,最终随着集体化的瓦解而消失。 这一部分详细分析了集体化以后的工分制和包工制,对于“以产定工”、定额包工和“三包一奖”为代表的制度作了梳理和分析。尽管劳动定额在很多情况下被认为成本高、效率低,但是就其实际工作来看,将难以计数的农业劳动分级、分类地进行定额,将农业管理设计成为类似工业的“计件制”,有较强的科学性。这样更加便于工分的记录和核算,也能够更好地解决男女同工同酬问题。通过对于工分制的两个较为典型的对立面,自留地与农村集市进行分析,加强对工分制的理解。 第三,通过实际调研,对互助组时期、农业合作化时期以及农业集体化时期较具代表性地区工分制的形式和性质进行研究。通过国家和地方对于工分制在政策方面的把握,研究互助组时期湖北省部分地区的工分制情况,高级农业合作社成立初期浙江临安县的工分制情况,以及人民公社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大寨工分”情况。再次证明,在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定额管理和按件计酬是最具代表性和最为有效的工分制度,农业较为成功地借助了工业的标准化生产方式,适应集体化的生产情况。 然而,工分制即便设置得细致、合理,其运用和演变受到了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和集体所有制的限制,同时,动荡的政治环境对工分制积极作用的发挥有所阻碍。因此,依赖于集体化的工分制,在农村集体经济逐步走向瓦解的过程中,也走向消亡。 第四,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集体化时期工分制形式和内涵的变化进行分析。工分制的嬗变是在坚守集体化的基础上,集体化的发展程度决定了工分制性质和作用的改变。根据“自发”秩序的理论,分析工分制是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既遵循了中国小农传统的个体间互助换工的特征,又是在向苏联集体经济学习后,中国共产党组织集体生产,统一进行劳动管理的产物。随着集体化程度的提高,进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以后,由于生产环境复杂,社员数量庞大,在进行定额管理和按件计酬工作时,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劳动标准难以达成统一,信息成本过高,管理和监督过程繁琐,社员的私有财产难以得到保护,甚至对集体化生产丧失信心。 工分制虽然具有合理性,但是随着集体化的畸形发展,其积极作用难以实现。因此出现了许多工分制低效论,“退出权”丧失导致集体农业失败论,以及工分等于偷懒论等观点。本文通过对工分制演变背景和过程的分析,得出工分制推行阶段农业集体生产效率较低的原因,并非只是由于工分制这一分配和激励制度,而应该更多地考虑政治背景、国际环境、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特点等方面。 工分制具有特殊性,它是在特殊的农业集体经济时期,一个特殊的劳动组织和管理制度。在高度集中的农业集体经济中,工分制是大规模集体生产顺利进行的保障,同时保证了大量的粮食和物资的供应。工分制是集体化的工分制,同时,工分制的演变也维护了集体化的稳定。它最有效地将分散的农民和土地、资源组织起来,统一生产,完成国家统购任务。 随着人民公社的瓦解,农业集体化实践的终结,工分制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工分制的消失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是因为,工分制在生产程度极低的农业领域中,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换而言之,当农业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机械化程度提高,生产资料充足时,工分制可以很好地被集体化的农业生产所运用。然而,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够成熟的时候,只有经过市场的考验,才能最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当实践证明人民公社制度这种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就要探索新的生产关系,即家庭承包制。这种方式在保证经济发展基本方向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劳动人民地生产积极性,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集体经济时期的工分制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发展和演变是新中国经济探索的产物,对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通过对这一时期工分制的研究探讨,吸取经验教训,为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以建立科学有效的工分制,为其他行业所用。
URI: http://123.59.232.123:8080/KS/handle/12345678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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